虽然抗战时期，中央机关战时职员数量较战前增加了多倍，但是办事能力反而降低，考其原因是大部分新进人员并不是通过客观选拔标准优配好油，而是靠私人门路取得公务员身份。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进入政府之后，不是尽心争取在工作上做出表现获得升迁，而是在讨好后台关系的眷顾。其结果是政府机关内部拉帮结派情形普遍，人员不合作，互相牵制，互相推诿。
同样地，许多高官滥用手中权力，违反分层负责和权责分明等基本组织原则，着意培养亲信或班底供其驱使。
正如一些高官指出，政府机构中一个典型现象就是每逢年终考绩时节，就会有许多人直接间接疏通求情，请帮忙、请提拔、请晋级，一律希望透过私人途径打通关节求取加薪晋级。
连行政院内少数洁身自好的领导都不禁叹息，院内中级和高级干部真正能够对工作胜任愉快的大约只有四分之一，而大多数干部则是依靠人情关系引进，既无办事能力，又不能予以辞退，严重打击行政效率。
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健全的公务员聘用和考绩制度，加上没有可靠的退休和养老年金制度，因此即使原有的干练人才也伺机求去，只有才能平庸的人愿意留守政府岗位，造成劣币驱除良币的效果。闲冗机关过多、闲冗人员过多、政府编制日益臃肿、官员才干日益低落，成为战时中央政府贴切写照。
1、人浮于事的官场风气
有些具体情况更是让人匪夷所思。
比如说，根据行政院高级官员记载，在武汉时期，行政院总办公室职员不是闲谈便是看报，极少处理公务。该院收发报室一周内收受文件只有80件，发送文件只有147件，不及南京政府时代一天的工作量。
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局反而无事可做，足以让外人深感不解。陈克文当时在行政院主持总务工作，对院内大小事务彻底熟悉。
他给朋友写信说道，“中上之公务员大部分之时间，耗于戏院菜馆及咖啡店，活动之状视南京时代不啻数十倍，因为人人脱离家庭之束缚，而工作又不甚多，休暇与烦恼遂交织而成此现象也。”
他所叙述武汉中央政府工作情形，到了重庆变本加厉，成为整个抗战时期的政治噩梦。比如说，1940年初，行政院有些职员上班迟到超过2-3小时成为常态。虽然依规定上班必须签到，但是有十分之一的职员根本不予理睬，甚至有多日连续不签到者。尽管秘书长出面警告，现象依旧存在，以致院方无法正确掌握职员出勤状况。院方之所以不能维持办公厅最基本纪律，就是因为每个违法职员都有上级后台撑腰，无法撼动。
受到日机轰炸影响，行政院数度被迫从重庆市区疏散到龙井湾乡下办公，工作效率就更为显著下滑。中高级官员舍不得繁华便捷的都市生活，所以在重庆市区和乡下维持两个居住所，因为往返奔走而不能按时上班，精神涣散，体力透支。院领导对于这些高官不能约束，以致中下层职员有样学样，也就随意上下班，纪律松弛，很多公务没有人处理，互相推卸责任。更因为中下层职员们必须面对龙井湾乡下生活诸多不便，乃至成天抱怨，工作效率大幅降低。
行政院内部一部分有心的领导人看到“战时公务员的工作效率愈来愈低，想尽方法，仍不免时时出乱子”，于是成立了一个“改善公务员生活委员会”企图有所作为。岂知雷声大雨点小，连委员会本身也效率低落，经常出现的现象是一件公文稿子办好后，居然两个月没有发出。“这类的事，两三个月来，不知发生了多少次。”
或许最具讽刺性的是行政院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大张旗鼓地成立了 “效率促进会”，若有其事地委派了委员，调查员和办事员等共20余位专职官员，但是本身却成为整个中央政府效率最坏的榜样。在成立一年多之后完全拿不出工作成绩，却每个月耗费8000元经费饲养了一批不做事的职员，完全是做表面工作。
2、“官样文章”的背后
此后这种情况逐年恶化。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1943年，蒋介石收到一个立法院考察团到各省去检查政治现状的报告，针对法令、机构、兵役、粮政、财政、县政、县制和司法等各方面弊端，提出颇有全面性和有深度的分析，蒋介石在激赏之余立即批交行政院长参考执行。
但是孔祥熙只签了一个字就下交科员级进入公文“踢皮球”，以致行政院秘书长和政务处长在半年后尚未看到公文。同样地在此时段里，行政院在公文清点过程中，发现过去几年居然积压了6万份未曾处理的公文，极多牵涉迫切性事务，然而即使花费半年时间加以清理之后，仍然只处理了50%左右积案。更何况，只是处理了公文并不代表处理了具体事务。最高政府机构工作效率之低落令人震惊。如此现象在抗战时期一直维持，而且逐年恶化，在各方面都表现无遗。
还有一个极普遍现象就是公务员串通欺上瞒下，只做表面工作。一个生动的例子是各机关发出的公文有个共同特色，呈送给上级的公文笔迹恭谨，行文四平八稳，但是发送给平行和下级单位的公文则“潦草不堪”难以识别。
更危险的是缺乏安全意识，粗心大意地泄露国家机密，迫使行政院秘书长不得不再三告诫属下务必防止泄露政府机密。其最令人难堪，是院内最高机密文件屡屡被敌人在最短期间内在广播电台公然宣读。以致下级单位对于政府政策，不是得知于上级指示，而是敌人广播。
国家机关一个普遍现象，是官员们缺乏敬业态度和专业素养，以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去高谈阔论，而不是针对问题进行实质了解，当然更无法慎思力行。
考其缘由是他们除了上述各种因素而缺乏行政能耐和战斗意志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官员无法渗透融入西南省份的基层社会，所以只能在办公室摇动笔杆闭门造车。以致提出来的方案政策多属文不对题，既不反映实际情况优配好油，又无法提出具体解决问题的方案，纯属浪费精神，装模作样地做无用的事。高官立下榜样，下属当然曲意奉承，但也被折腾得疲惫不堪。特别是中央的法令只是颁布本法，而不包括补充条款，如实施的日期和地区以及具体做法，导致地方政府不知如何着手。
早在1939年，行政院就提供了一连串非常生动的案例。
年初中央机关从武汉撤退到重庆，蒋介石斗志高昂地向中央政府官员发表演讲，宣称抗战前途充满希望，因此指示各部会一律必须拟定出今后2-3年工作计划，把四川省建设成为抗战中心。蒋介石演讲之后，行政院为了表示对总裁的尊重，命令各部会赶紧提出书面报告。但是如此严肃的课题，却只交由少数低层科员赶工在一两天内写成报告，并且以精美印刷装订成册。
如此草率应付，当然内容空洞贫乏，根本不是各部门集体深思熟虑的计划书。各部门计划书汇集到行政院后，院方又只是注重文字修饰，而不审核内容是否切实可行。在院务会议中匆匆通过后，就予以送库存档。行政院秘书长坦白承认，各部会首长在整个过程中完全没有亲身参与和关注，只是装模作样地向蒋介石交卷而已。
3、敷衍塞责的“闹剧”
而最能显示行政院本身行事疏懒、敷衍塞责的证据，就是它最后拟就的“两年计划”。该文件在低层科员漏夜加班2-3个晚上后，把原稿由70-80页压缩为20-30页，并且油印完毕。岂知院长孔祥熙突然宣布，这个行政院版本被蒋介石批评为印刷粗糙字迹模糊无法辨认。因此孔祥熙取回后不再经过院内讨论而自作主张地大幅修改内容，添加许多视觉美观但是缺乏实质内容的图表，把油印本改为铅印本，加装精致封面，将文件名称提高等级改称为“第二期战时行政计划”。
到了此时，这个制作过程中由无数低层公务员和坊间印刷厂工人经手处理，原本应该是政府内部最高机密文件，早已变成是坊间信手可得的印刷品，毫无秘密可言。更可笑的是，“第二期战时行政计划”还有一个重大缺点，就是各部会低层职员在匆忙中拼凑本部文档过程中，不曾进行跨部沟通，导致各说各话而又互相矛盾，根本不是国家整体的行政计划。
说到底，这个本应该是严肃慎重的抗日大计，最后演变成为行政院领头欺骗蒋介石，而各部会又循例欺骗行政院，如此重大国家决策计划，最后无非是一堆废纸。不久之后，行政院又大张旗鼓地发动，举行一个庄严肃穆的“抗敌公约宣誓”大会，誓约内容早经发布，岂知临场发现高官们在事先对于公约内容没有经过协调，出现不同版本，又成为一场闹剧。
1940年行政院再度提供了一个案例。当时政府因为效率低落而广受社会指责，因此筹备召开一个“人事行政会议”，蒋介石甚至亲自主持开会，对于政府部会工作的缺失，做了极为严厉和沉痛的批评。但是他离席后，在由行政院主持的部会工作会议中，与会高官们却心存敷衍，发言漫无天际，原本预定4小时的会议，不到2小时便无话可说，只好散会。
会议没有结果，完全做给领导看。有趣的是，与此同时在考试院也举行“人事行政审查会”，出席者同样地没有事先思考议题，现场表达的意见胡扯乱诌，主席又缺乏控制会场秩序的能力。以致会场出现提案多达70余条，都是些空洞理论，模糊观念，没有确切统计数据和调查作为根据。结果或是论而不决，或是决而不行。
更有趣的是，最后一次大会仍然充斥琐碎不相干的报告和讨论，不到一小时便草草了事。但是闭幕仪式本身却延迟了一小时才能举行，原因是考试院长的闭幕式演讲稿到了这个时节尚未写好，而等他念出来时，却是满纸油腔滑调，毫无可取之处。
早在1941年开始，参政会对于行政院的施政方针报告就表示高度不满。行政院起草的文件缺失过度，虽经委员长指示修改，依然不能改善。连平常谨言慎行的陈布雷也忍不住批评，“皆由中央负责机关太散漫之过也”。
4、抗战版《官场现形记》
1944年社会部长谷正纲奉召到行政院，报告该部1943年工作概况。但是行政院高官对于谷部长列举的数据和工作成绩高度质疑，认为弄虚作假的成分很高。行政院是社会部的直接上司，尚且不能信任他的工作报告，也反映了它对其他所属部会工作同样的不信任。这些实例除了提供战时重庆政府工作的真实写照之外，也提醒后世历史研究者务必心存警惕，对于战时“官方文档”须要小心引用。
实业生产当然是战时重庆政府重大任务之一。1943年2月份蒋介石命令行政院统领中央机关拟定1943-1944年度增加生产计划。但是行政院好整以暇地拖延3个月才召开首度会议，因为是总裁交办，所以指派由秘书处领衔协调，规定各部会首长必须亲自出席。岂知到开会时，只有次长级官员出席，连行政院秘书长本人也没有出席，而且毫未准备方案，变成闹哄哄一场。尽管蒋介石个人的重视和手令，在中央级政府就行不通。
以上几个如此关系战时施政质量的重大议题，中央政府最高机关却屡屡以如此轻浮怠惰态度处理，纯粹做表面工作，只图糊弄上级和社会，这就难怪整个抗战时期的中央政治受到民众广泛指责，即使是某些奉公守法的高级官员也给予严厉批评。除了以上对于政府官员处理政务的实际事例之外，我们还可以去参考两位客观而公允的高官对于政府官员一般性的评语，帮助我们对于战时政府得到更为宏观性的了解。
军令部长徐永昌是军旅出身，在国民政府属于最高层领袖，不但与蒋介石互动密切，而且在政军领域人脉极广，使他对于高阶层政府动态的观察和情报特别有价值。
1944年徐永昌日记大量记载的是，国府开会时许多正派高级官员和社会领袖几如潮涌般地批评政府无能，他们责难全国上下无不贪污，官吏藉势营业，无视法令。而一般人生活艰苦，无人关心。大学生视官员如仇人。大部分批评矛头都指向孔祥熙。
他特别记载国民参政会开会时，苛责政府官吏的腐败，缺乏工作效率，本国士兵所受之压迫，及惊人恶劣待遇，及政府其他过失。中国报纸亦从未有如今日得完全发表言论及批评者。可以看出他非常认同这些批评。但是他的感慨是“对办公马虎不清楚的人，往往是打麻将圣手，以是知今日多数公务人员非无脑，不用脑也。非无责任心，无爱国热心也。”
徐永昌对于战时高官的谴责，八年间越来越严峻，而且直指他们是亡国的祸害。
陈克文整个职业生涯几乎都在行政院，前后数十年是院长和秘书长倚重的高级干部，长期主管总务，最后成为行政院秘书长，所以对于行政院和各部会的业务或是亲自主持，或是负责协调，其熟悉程度远超过其他官员。
在他笔下，政府问题也是从抗战初期就已经显示。
1937年他就指出中国政治的大病就是不能够综名核实，平时不努力，到了紧要关头就无法应付。战前行政院曾经高谈总动员之准备，也曾经举办总动员演习，分为消防、救护、保管、警戒、交通等5大项，在办公室内作业煞有介事，但是等到战时付诸实行时却动作迟缓、秩序混乱、技术落伍，一片手足失措。行政院如此，其他部会机关更差。
可见中央政府机关平日耽于高谈阔论而缺乏训练，缺乏组织，遇事临时抱佛脚，杂乱无章。
他沉痛指出，“日本人假当真，中国人真当假”。“中国人最善于应付环境，最不喜欢做刻板工作。外国人尤其是最守旧的英国人，定了时间或者定了工作的方法和步骤，是不容许无端改变的。中国人却有许多方法，许多手段，将刻板的规定变成一种很活动，很可任意伸缩的东西。这便是中国人聪明的地方，也便是中国人最没用出息的地方。一切不负责任，不切实际的毛病，都是从此生出的。”
他把抗战初期行政院慌手慌脚，不能有效领导政府机关有序地从南京撤退到内陆的情形，说得一清二楚。而在这个紧要关头，虽然国民政府已经下命令擅离职守的官员将予处死的警告，但是许多司长、局长仍然利用各种借口请假离京，上级长官也无可奈何。
12月初南京沦陷，但是行政院对于伤兵、难民、交通、后方秩序等问题仍旧停留在空谈阶段，官员们只是说些伤心叹息的话。孔祥熙在听完各部会政务报告后，常说“中国那得不亡国？”“中国不亡国是没有天理”之类的愤慨之语，似乎完全没有自觉这些事务，都是行政院应该领导全国做出的表率。
许多高级官员们心态似乎是把这些事务，都当做是别人的过错，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失职。陈克文写道，“过去大病，在主办人员，受公文束缚，而不能自脱，所谓‘公文办人，非人办公’。主办人员只知有公文，而不知有事，失去主动创作之精神。” 行政工作上的病原有二个，一是长官缺乏指导，二是责任心轻薄。
在十年承平时代可以混日子，一旦作战便张皇失措。
政府迁都武汉后情形持续恶化。蒋介石不断严厉抨击党政人员苟且偷安、混日子、请客吃饭、得过且过。他指责“过去党政负责人员都是把两手插在口袋里做大少爷，从今后应切切实实自己动手，把思想生活改过来”，三番五次痛切深刻之言，就是希望官员们能够痛改前非。但是陈克文则认为政府官员意志消沉的气氛日甚一日，如果最高层领袖们拿不出好办法，党和政府就会解体。
然而身为行政院院长的孔祥熙根本束手无策，主观心态甚至认为事不关己。而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则是明目张胆地宣扬抗战无望论，更加速消极思想蔓延，官员们信心普遍动摇。
政府迁都重庆后，在1939年曾经一度发起所谓“精神总动员”活动，但是因为政府只知在形式上采用运动方式，一时间大张旗鼓，雷厉风行，但是提不出实际办法，又缺乏干练的执行人员。短期内热闹一场，没有持续和追踪。这种大风大雨式的运动不断绷紧发条，只能造成公务员的精神疲敝症，最后成为无感。
正如徐永昌一般，陈克文也认为战时政府最大的危机，是官员心态和精神状态失衡。正如他所说，中央政府官员们“平日说大道理大家都很明白，一到了和自己利害有关的事，便是最小的地方也决不肯有一点牺牲，这真是极普遍的中国社会现象。”
正因为如此，所以行政院里面有不少职员只想揽权夺位而不想做事，甚至嘲笑工作认真的同事们没有出息。
他进一步说明，重庆时代府最易见的毛病，是政府官员缺乏服务精神，“变成互相牵制或互相推诿，甚至发生不必要的摩擦。”正是由于缺乏服务精神，就“不肯把公家的事当为第一位。枝枝节节囉囉囌囌，拿权责两字做推诿牵制的护符，一点不肯互助互让，充满意气用事，缺乏牺牲美德。这种毛病不是靠条文法规的限制所能够补救得来的。”
所导致的结果就是，“许多问题都是时常嚷，但永远得不到解决的。各级政府的表报所以繁重琐屑，乃由于闲冗的机关过多，闲冗的人员过多。”这种气氛一直延续到抗战结束。
1944年王宠惠批评时政也说，目前的经济危机是政府多年来浪费挥霍所造成，积重难返。他认为做事不切实际，当局者只知道争权夺利、装门面、私心太重、缺乏公忠体国和顾全大局，是政治上的最大毛病。
而长年担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子壮在1944年也痛心的写道，“今日在上者专为发命令，在下者专为写虚伪报告”，在互相欺骗中混日子而已。
这些私下感慨之言，把中央政府的政风做了最贴切的描述。
或许最令人感触的是，以陈克文对于抗战时期官场如此熟悉的高官，居然会再三称赞满清末年就已经出版的小说《官场现形记》。该书是以章回小说方式尽情揭露清朝亡国前夕官场的贪腐黑暗，吹牛拍马，巧取豪夺的种种丑态。想不到半个世纪过去，在国难当头之际，陈克文会认为两者之间依然存在大量共同点，“现在官场中许多受人攻击，令人不满的地方，还是（和满清末年）一样的存在。这本书真可作一改革吏治的好参考书。”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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